院士 佳句
1、中國的雜交水稻事業發展到今天,我們不光要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還要幫助解決全世界人民的吃飯問題。
2、研究水稻,不下地那是不可能的。
3、科研人員唯有日復一日、不畏艱苦地把一件事做到極致,才能在自己的領域有所收獲。
4、在艱澀枯燥的科研工作里,如果老是想著爭排名、搶第一,那是很難獲得突破的。
冬季,中國水稻研究所富陽試驗基地進入長達數月的休耕期,5000余畝深褐色的稻田正在靜待來年的播種。這片希望的田野,無時無刻不在孕育新的生機。
在緊鄰這片稻田的中國水稻研究所實驗樓的辦公室里,我們“約會”了新晉中科院院士錢前研究員。他辦公室柜門上,挽著一把金色的稻谷,那是兩年前,他用自己揭秘的“基因密碼”定向培育的高產優質稻米。
這間位于功能基因組實驗室對面的辦公室,是距離一線科研最近的地方——過去的36年里,錢前院士團隊發掘了近5萬份基因功能研究和遺傳分析材料,在國際主流學術刊物發表通訊和共同通訊作者論文80余篇,獲得國家發明專利授權和新品種權30余項。
“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績,是幾代人的積累,凝聚著研究所老前輩們的智慧和汗水。整個水稻所的人都在為科研做貢獻。”錢前院士的科研生涯,伴隨著中國水稻研究所從誕生、成長到壯大成為領域內的頂尖科研機構全過程。他與這里的所有水稻人一樣,對這片金色的稻浪愛得深沉。
情系水稻所
作物學已經迎來“中國時代”
記者:恭喜您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您多次提及自己的成就離不開中國水稻研究所,為什么這么說?
錢前:謝謝。如果沒有中國水稻研究所這個平臺,我是當不了院士的。1983年我從南開大學生物遺傳學系畢業后到所里工作,有幸見證了這里的一步步壯大。
1979年,我的老師,著名的水稻遺傳育種學家、中國超級稻項目首席專家閔紹楷先生一行,前往位于菲律賓的國際水稻所考察。考察過程中,國際水稻所先進的技術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充足的科研經費支持都給了他極大的觸動。
1981年6月,經國務院批準,中國水稻研究所在杭州建立,閔紹楷先生任副所長。
成立之初的中國水稻研究所是一個以水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多學科綜合性國家級研究所,吸引了不少全國著名的水稻科學家來杭工作。彼時,改革開放的東風吹來,水稻所的建立,讓老一輩的水稻人相信中國正在迎來水稻科研事業的春天。
記者:人們一直很好奇,一個國家級的水稻研究所為什么選址浙江?
錢前:首先是地理優勢。當時學者們已經認定,浙江是中國稻作的起源地。富陽臨近富春江,屬于亞熱帶氣候區,雨量充沛,排灌方便,土壤肥沃,是南北交匯之處,一季稻和雙季稻都可以在這里種植;而且這里既能種粳稻,又能種秈稻。
另一個優勢在于人。盡管浙江土地面積不大,但是對農業科技是極為重視的。水稻所落成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后啟動了兩項對后期水稻育種影響深遠的研究計劃。一個啟動于1988年12月,定名為“8812”計劃,在不放松常規育種的同時,開展水稻秈粳亞種間雜種優勢利用的研究,通俗地說,就是嫁接高產水稻;到了1994年,為了進一步改善水稻品質,浙江省又決定設立“早秈優質高產新品種選育”項目,定名為“9410”計劃。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在雜交水稻研究中的地位,接下來水稻所的使命是什么?
錢前:早在2007年,中國水稻研究所在全國1077個“十五”期間的農業研究所里,就已排名第一。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我在日本北海道大學的導師木下俊郎教授曾是國際水稻聯合會的會長,數年前他到水稻所訪問,表示十分羨慕我們能擁有這么好的實驗室、這樣有凝聚力和使命感的科研團隊。
中國的雜交水稻事業發展到今天,我們不光要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還要幫助解決全世界人民的吃飯問題。我認為作物學已經迎來“中國時代”。今天,中國正在彰顯著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那也必須推動世界農業的發展。
目前,中國水稻研究所已經與幾十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合作,所里已有留學生、進修生五六十人。
錢前院士在實驗室觀察培養皿。記者 姚穎康 攝
心在田地間
我最喜歡挑“病懨懨”的水稻
記者:從1983年至今,您一直從事水稻的種質資源挖掘與相關基因功能研究,能不能給我們通俗介紹一下這個領域,以及您平時的工作狀態?
錢前:研究水稻,不下地是不可能的。一直以來,我的工作都是 “一半在田間,一半在實驗室”。
我們首先要從茫茫稻海中篩選出有特殊性狀的品種,這并非易事。篩選完畢后,我們在實驗室里探尋這些特殊水稻背后的基因,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解析它們的機理。然后,再回到地里,以這些理論指導育種。我們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將這些優異的遺傳材料提供給全國乃至世界的同行。
2002年,世界首張水稻全基因組精細圖譜繪制完成,使得分子遺傳學的研究得以迅速開展,我們能夠用最新的技術分析最古老的水稻材料。傳統的雜交育種,需要等待種子發芽、長大、結穗,就算我們南下、北上,一年最多也就三季;而通過分子育種,我們可以用基因分析水稻胚芽,提前判斷未來走勢,提高育種效率,并對未來的田間種植進行追蹤、指導。
如果說,早年科學家們對水稻的研究,更多的是看性狀、靠經驗,那么到了我們這一代,借助先進的基因檢測技術,可以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記者:您說的“有特殊性狀的品種”,是指桿子粗、穗子大的優質水稻嗎?
錢前:恰恰不是。我剛到水稻所工作時,喜歡挑選一些看起來“病懨懨”的、不怎么健康的稻子做研究。常有人和我開玩笑:“小錢,人家都去研究又高又壯的水稻,怎么你凈挑這些奇形怪狀的稻子?”
基因是不會說假話的,它們的不同等位,決定了水稻的高、矮、“胖”、“瘦”,甚至是口感和品質。換句話說,一個品種高產或低產、口感好與壞、分蘗多與少,是由其內部基因序列的差異和表達調控的變化決定的。只有通過水稻性狀、甚至是極端性狀了解這些基因功能和作用方式,才能預測它們對水稻農藝性狀的影響,進而培育最佳生長狀態的水稻新品種,這就是我一直堅持研究“病懨懨”的水稻的原因。
記者:1995年,您發現了一株不會分蘗的水稻,這是您說的極端性狀之一嗎?它給后來的育種帶來什么啟發?
錢前:是的。在水稻等禾本科作物生長發育過程中,除主莖外,往往形成眾多的分枝,使整個植株呈現叢生狀,被稱為分蘗。分蘗,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物產量。
熟悉農作物的人都知道,分蘗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在水稻生長過程中,追求的是一種平衡的狀態,只有分蘗恰到好處,才能獲得最佳產量。正是因為1995年發現的這株水稻,讓我們了解了分蘗機制,從而反過來控制水稻的分蘗數量,科學地增加水稻產量。
了解這些水稻生長背后的機制后,再決定如何有針對性的選育優良品種,這將極大地加快新品種選育的速度,提高農民的種植收益。
著眼一粒米
用執著和熱愛
完成“水稻的藝術”
記者:2020年,我們迎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水稻研究除了提高產量之外,還將著眼于什么?
錢前:中國人的糧食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的口袋里,基礎研究一定要用到生產上去。我認為,近幾年水稻培育的方向首先是要適應機械化栽培,浙江的機械化做得很好,嘉興平湖等地實現了全程機械化。
在機械化的基礎上要繼續實現高產。眾所周知,矮稈培育、雜交水稻分別被稱為第一次、第二次綠色革命,沒有半矮稈基因和理想株型基因的發現,就不可能有現在每畝1000公斤的產量。因此,高產是水稻育種永恒的目標,它能夠解決目前依然面臨著的發展不平衡問題。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繼續改進水稻的品質。
記者:如今,好吃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水稻品質之一。您曾因“水稻高產優質性狀形成的分子機理及品種設計”研究獲2017年度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是不是說明您已經破解了好吃又高產的密碼?
錢前:這是我和李家洋院士、韓斌院士三個團隊合作完成的。
通常來說,秈米株性好、產量高,對高溫的適應性更好;粳米口感好、耐寒,但是產量相對低。
科學總是在進步的,人對科學的認知也是沒有止境的。我們通過基因研究,發現了25個決定水稻口感的淀粉代謝相關基因;又通過雜交技術,讓這些基因和秈米的高產量基因相結合,培育了基于“理想株型”的“嘉優中科”系列水稻新品種和具有“秈稻產量、粳稻品質”特征的“廣兩優”系列品種。
這些稻米“顏值”高,體型修長、晶瑩剔透;口感軟硬適中;產量雖然比不上“超級水稻”,但遠高于普通的粳米。
記者:中國水稻研究所的老所長程式華曾說過:“水稻育種工作是最為艱苦的。”您與水稻打交道的近40年里,最為艱苦的工作是什么?
錢前:剛到水稻所的那幾年,水稻科研工作顛覆了我的想象,那時我幾乎沒有機會坐在實驗室里搞“高精尖”的研究,而是頻繁的出差,下地干活。
晚粳稻育種期,我和我的師兄,現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林鴻宣院士,被分到了海南的南繁基地。在那里,我們真正體會到了老水稻人的艱辛。由于交通不便,南繁一去就是半年。回程時,我們常常買不到車票,只能輾轉到廣州或者湛江,再回到杭州,坐24小時以上的硬座火車,途中還要拎著好幾箱的種子,每個鐵箱重達四五十斤。
我的前輩們甚至經歷過更艱苦的南繁時期,人們形容為“三個蚊子一盤菜”。可一代代的水稻人就是這樣堅持下來的,他們背著種子、拖著行李,南下北上,如同候鳥遷徙,年復一年。
記者: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您覺得水稻人最應具備的品質是什么?
錢前:水稻的研究工作是極富智慧的,一株好的水稻要“秀外慧中”,要求方方面面都“恰到好處”,如果只追求其中一種性能,勢必將影響到其他性能,人們稱之為“水稻的藝術”。在艱澀枯燥的科研工作里,如果老是想著爭排名、搶第一,那是很難獲得突破的。科研人員唯有日復一日、不畏艱苦地把一件事做到極致,才能在自己的領域有所收獲。
水稻有將近4萬個基因,雜交意味著4萬基因和4萬基因的重組,這是極其繁瑣龐大的工程,沒有執著和熱愛肯定堅持不下去。
我的辦公室里有兩幅“寧靜致遠”的書法作品,一幅來自書法家李家厚先生,另一幅來自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種康先生。我認為自己性子還是有些急,做科研時候壓力也比較大,這兩幅字掛在墻上,也算是對自己的時刻提醒吧。
錢前院士在稻田中(資料圖片)。
把“不合理”變成“合理”
“不合理的事總會變得合理”,采訪過程中,錢前院士這樣與我們說。話雖質樸簡單,卻深藏著一位院士的科研熱情、深厚情懷。
中國的雜交水稻事業,被稱為第二次“綠色革命”。但很少有人知道,一代代水稻人面臨的是怎么樣的難題。他們遇到的,就是一個又一個的“不合理”“不可能”“不容易”。他們南來北往、辛勤耕耘的付出,正是為了把一個又一個“不合理”變得“合理”,把一個又一個“不可能”變成“可能”。
不分蘗水稻,是基因序列的“不合理”,但它卻激發科研人員尋找到了分蘗機制;南繁基地千里之遙、條件艱苦,生產生活環境看似“不合理”,卻孕育了水稻生長的天然氣候;水稻育種工作動輒長達五六年,投入產出比幾乎“不合理”,但幾代水稻人的努力讓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上。
把“不合理”變成“合理”,靠的是對科研的執著與摯愛。任何一項成果出爐前,都充滿著不確定性,而為之拼搏奮斗的過程里,既有時間的跨度,更有理想的熱度。這又何嘗不是科研的魅力所在呢?
錢前院士的辦公桌上擺著一件紀念品,其上,張伯苓先生所寫的“南開精神以奮斗為特征”格外醒目。唯有奮斗,才能不負韶華。今年是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攻堅之年、收官之年,正是一代代科學家們篳路藍縷、爬坡過坎,才換來了今日中國的飛速發展。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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