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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年“冷板凳”終于獲得回報

事實上，這是美國制藥企業HUYA公司在過去4年中唯一看中并購買授權的中國專利。

根據協議，美國HUYA公司將向復旦大學支付一定額度的首付款，以獲得該藥物除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以外的全球獨家臨床開發和市場銷售的權利。

若該IDO抑制劑在國外臨床試驗結果取得優質效果；在歐盟、美國、日本成功上市，年銷售額達到不同的目標后，美國HUYA公司向復旦大學支付累計不超過6500萬美金的款項。

這就是所謂“里程碑式轉讓方式”。

IDO抑制劑是生物醫藥領域這兩年最熱的研究之一。這一具有新藥靶、新機制的藥物，可用于治療腫瘤、阿爾茨海默病、抑郁癥、白內障等多種重大疾病，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前景廣闊。包括默沙東、強生等多家國外知名藥企，都已加入了IDO抑制劑的研發競爭。

但目前為止，尚未有IDO抑制劑藥物問世。只有美國New link Genetics公司與美國Incyte公司研發的相關化合物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而楊青領銜研發的新型IDO抑制劑，已經申請了國內專利和PCT國際專利，有望成為第三個進入臨床實驗研究的IDO抑制劑。

楊青的這一研究始于10多年前，那時她還在日本做博士后。

“楊青已經坐了10多年冷板凳。因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她做的這個研究都算是非常冷門的，科學界更關注另外兩類癌癥治療靶點藥物。”一位熟識楊青的學者透露。

當時由于楊青剛回國，很難通過這樣的冷門研究申請到課題經費，“記得是她所在的藥學院，從院長自己的課題經費中撥出了一部分支持她。”

正是由于楊青執著的研究，當IDO熱起來時，HUYA檢索這一領域的成果和學者，立刻就找到了她。

在HUYA公司找上門前，楊青教授的課題組已經接待了包括默沙東等跨國制藥巨頭在內的10多家海外制藥企業，結果這些企業都被拒絕了。

“因為那些公司提出的條件都太苛刻，都要求購買專利，雖然出價更高，有的甚至高出數倍，但是都要求獲得包括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的授權。”有學者告訴記者。

而HUYA公司的首付款，將為楊青這一研究成果的進一步完善提供巨大的支持。

重要的是中國學者的成果盡快轉化，而不是‘爛’在實驗室里

但是，當楊青這一成果的海外授權賣給美國公司的消息一經披露，立刻就在網上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不少人指責她把用我們國家的科研經費研發出來的成果賣給外國公司，甚至有人指責她是“賣國”。

來看看網上的評論——

中國人的專利賣給美國人，美國人生產出新藥高價賣給中國人，中國人慘了！

悲哉！回首，不計回報的為祖國奉獻青春和生命的如錢學森等的老一輩科學家才離去不久；而現在，所謂“科學家”、“專家”、“學者”為了一點蠅頭微利，將核心科技拱手讓人！

全民族行動起來譴責這種做法，拿著納稅人的錢去研究，成果卻賣給外國，然后外國又把藥品賣給我們納稅人，難道國家就不管嗎？

現在不少高校、名校、教授、專家、學者，沒有絲毫知識分子骨氣，唯有唯利是圖的銅錢臭氣。如此下去，極不利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楊教授所謂的自主知識產權，搞實驗的設備是復旦生命科學學院的設施吧，用的時間是工作時間吧，拿著教授的高薪與福利待遇，干出成績、成果卻是自己的，難道不值得國家有關部門反思嗎？

網上罵罵也就算了，有人甚至打聽到她的辦公室電話，打來電話指責她，一天之內，她的辦公室電話都被打爆。

“很多人并不清楚，海外專利授權并不影響我們國家這一成果的轉化，并且可以推動楊青教授對這一成果的進一步研究。”一位學者告訴記者。事實上，不少憤怒地打電話來指責楊青教授“賣國”的人在聽完解釋后，都表達了歉意。

“楊青的遭遇，我們在10年前也曾經遭遇。雖然中國藥企以及成果轉化的環境和15年前我們回國創業時相比有了很大進步，但仍然非常落后。要鼓勵新藥創制，還需要有更多的制度支撐。”中國原創一類新藥的發明名人、深圳微芯CEO魯先平說。

目前中國市場上98%的藥物是仿制藥，直到兩年前，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創制新藥，就是魯先平團隊研制的西達本胺。

“10年前，我們也把成果在國外進行了專利授權，幫助企業盡快獲得資金支持，這在當時是無奈的選擇。因為新藥研發周期長、風險大，加上創業公司早期沒有漂亮的財務數據，上市遙遙無期，公司融資遇到很大困難，我們的研究難以為繼。”魯先平說：“授權后，我們獲得600萬美元，如果沒有這筆錢，我們絕不可能研發出中國人自己的新藥。”

10年后的今天，楊青因為將自己的成果轉讓給海外企業，獲得了后續研究資金，并且使自己的成果離真正造福人類更近了一步，但卻遭到了質疑。

耶魯大學遺傳學系副系主任、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院研究員許田教授說：“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受制于海外高科技企業的專利封鎖，楊青教授能夠將海外的專利授權賣給海外企業，這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對于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將中國學者的成果盡快轉化，能夠造福人類，而不是讓它閑擱在實驗室里。”

在全球制藥行業，原創新藥研發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但高回報的產業。

一般來說，從上萬個化合物中可能發現一個分子結構進行新藥開發，一個新藥研發周期長達10年至15年，需要超過10億美元的研發費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成功率僅為萬分之一。但是由于原創新藥受到專利保護，一旦上市可以壟斷市場銷售，每年將為制藥公司帶來上億美元的收入。

高投入的新藥研發迫切需要政策支持

問題是，新藥研發的投入對很多藥企來說，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數據顯示，我國有著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制藥企業，達7000多家。中國藥企的制劑生產能力全球第一，原料藥生產能力全球第二，但是盈利水平非常低。

2014年，全球研發投入前25名的制藥企業，研發資金投入平均為37億美元，而根據上市公司公開財報，我國2014年研發投入最大的上市藥企復星醫藥，全年在研發上的投入也僅僅為6.8億人民幣，研發支出排在國內第十的哈藥股份，全年的研發支出只有2.5億人民幣。

而且，新藥的創制需要非常優秀的科學家團隊，現有大多數藥企并沒有這樣的團隊。

“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合理的醫保體系，可以通過轉移支付來支撐藥企獲得合理的利潤空間，也沒有合理的企業融資制度。”魯先平說：“如果一家企業因為研發投入虧損，那么它是不可能上市融資的，這是當時我創業時遇到的困難。而從基礎研發到成果轉化的這一過程，企業要經歷一個被稱之為‘死亡谷’的挫折階段——醫藥行業在這一階段的‘死亡率’高達40%至50%，如果沒有合理的融資制度，就很難度過這一階段。”

不久前，國務院印發了《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的通知，鼓勵研究開發機構、高校等將科技成果向企業或者其他組織轉移。不過在科研成果轉化的道路上，我們或許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制度環境。

在中國醫藥工業研究總院副院長易八賢看來，相比國外更為成熟的產學研結合模式，目前國內高校和研究機構向國外輸送研究專利也存在模式瓶頸，最顯著的就是創新藥物在課題研究階段的估值問題得不到解決。

“因為現在國內并沒有從事此類估值的專業機構，科研機構內也沒有足夠的資金建立這樣的專業部門。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的研究機構市場化程度太低，這使得國內的研究在國外的市場上常常不被認可或者估值偏低。”易八賢說。

事實上，歐美國家在創新藥研究領域一直領先國內，國內向國外輸出專利的案例并不多。“過去，我們的很多科研成果沒有資格轉化給海外企業，這次能夠將除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以外的全球獨家臨床開發和市場銷售權利轉讓給海外企業，值得同行和科學家驕傲！而且采取的‘里程碑式轉讓方式’，也非常值得國內學術界和企業借鑒。”魯先平說。

在學術界和醫藥產業界看來，我們國家需要更多的楊青和這類創新成果，而不是大量無人問津的“無效”專利，或是“擱”在實驗室里不能造福人類的自主知識產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