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光塔影憶當年
作者:張若蘅
1994年中國化學會青年化學獎獲得者
1987年夏日的一天,我騎著自行車,拜訪過清華大學和中科院化學所后,來到北大校園。夏日的北京,到處都可以聽到知了的鳴叫聲,暑假的校園,更加寧靜安然。那時的我正滿懷激情,探訪這些知名的科研院所與高等學府,為自己尋找博士畢業后的下一去處。在去往化學南樓的路上,我一下子就被燕園那湖光塔影的美麗和寧靜所深深地吸引。雖然當時對北大物化所及中國博士后制度幾乎一點都不了解,但對北京大學的向往和對唐有祺先生的慕名讓我已在心里有了強烈的進入北大的期盼。正是這一天,改變了我的將來,使我有機會在北京大學度過人生最難忘的近八年時光。
1987年年底,我作為博士后正式到北大報到。當時國家剛剛建立博士后制度,幾乎很少有人知道博士后。有一個說法,是因為鄧小平在一次會見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博士時,為中國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及待遇有過一個專門的批示,所以當時中國對博士后有非常特殊的政策及優厚的待遇。即便如此,我還是得拜訪諸如街道、房產處等很多這樣的地方。有時還需要解釋剛剛學到的有關中國博士后的情況及政策,回答諸如“博士后是不是沒能完成博士學位的人?”“博士后是不是博士的老婆?”之類的問題。
剛到北大時,我一邊在安家落戶,一邊開始為課題及實驗室做準備。那時我時常騎著自行車往返于老化學樓、圖書館與化學南樓之間。常常將從圖書館借出的期刊資料,放到自行車的后座上,帶到老化學樓去復印。那時不僅沒有實驗室,多數老師也沒有辦公室。經常與老師在路上遇到,這時就把自行車停下來,在路邊就談起課題來了。這有點像我們現在美國公司里的“one to one meeting”,既不在辦公室里,也沒有預定的時間表。
記得唐先生最初給我的幾篇文獻及想要我做的課題是有關“分子器件”方面的,可見唐先生早就對后來他大力倡議的“分子工程學”獨有青睞。鑒于當時的條件與需要,后來把我的課題方向定位于“絲氨酸蛋白酶底物與抑制劑”的研究。這個課題與物化所的分子設計、蛋白質結構等其他課題是密切相關聯的。這種底物可以對尿激酶提供專一及有效的活性測定。也許有些人應該記得,當時在北京等各大城市的男廁所里,有很多塑料桶在收集尿液,這就是為提取尿激酶收集原料。我當時的這個研究課題就與尿激酶的分離提取有著密切的聯系。這個課題,不但獲得了國家博士后基金及基金委青年基金兩項基金的資助。我也由于這個項目的研究,先后于1990年及1991年獲得了北京大學的青年科學研究獎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的“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并于1990年,被破格提升為北京大學的副教授。
博士后研究結束后,我留校任教。在從事科研的同時,一面教學,一面指導研究生。實驗室建好了,一批先進的儀器設備也投入使用了。科研進入正軌,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當時條件還有限很多事都是自己做,例如與車隊的師傅一起開車到前門外買化學藥品,還自己蹬三輪車去化學樓拉蒸餾水,當時沒有覺得這些事不正常。
90年代初,唐先生力倡“生命中的化學問題”及“分子工程學”。受先生的委派,我參與了國家“八五”學科的規劃工作。花了很多時間與教委科技司、科委、有關院校及科研院所的同行們研討我們國家未來在化學、生物、物理、地質等領域的研究方向與重點。記得我有幸參與了有關中國是否應該大力投入“經絡”方面研究的論證。后來,這批項目衍生為“攀登項目”。其寓意無需言表了。
由于我在“生命中的化學問題”方面的研究,1994年,我獲得了中國化學會授予的青年化學獎。那次頒獎是在南開大學,我們從尊敬的化學界前輩們那里接過了這意義深長的獎項,同時有幸聆聽了前輩們對科學研究的心得,期望與鼓勵。這個獎項,對我們不但是獎勵,更重要的是激勵。
當年,科研條件及各項待遇都非常有限。可是我們懷著無比的熱情,安心地從事著我們所熱愛的教學與科學研究。那時我們年輕,無畏。我們曾努力地想拉近與國外的差距,想在若干研究領域領先于世界。我們沒有抱怨太多什么“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蛋的”。談的更多的是有關“蛋白質全新設計”、“分子工程”和“藥物設計”等話題。因為攻克科學難題,科技創新和趕超國際領先水平在激勵著我們。我們得到了包括中國化學會青年化學獎等在內的各種獎勵,得到了社會的尊重與承認。更重要的是,在我們的心底,在為實現我們振興中國科學技術的夢想而拼搏。
在唐先生的領導下,北大物化所及北大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的“生命中的化學問題”和“分子工程學”兩項課題被分別列入國家攀登項目。所以我們有一種“國家隊”的感覺。1993年,物化所在唐先生的帶領下,成功地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主辦了第16界國際晶體學大會。Dorothy Hodgkin教授和國內外的大批知名學者參加了會議。由于大家為大會所做的不懈努力,大會獲得了圓滿的成功。
在北京大學工作期間,有幸結識了化學界的很多知名學者、老前輩、老教授,聆聽他們的課程與教誨。他們為中國科技事業所做的努力與貢獻,對我的激勵無比深遠。由于我的課題是有關多肽化學方面的,所以對有關60年代中國胰島素全合成的過程有極大的興趣,有幸與若干位當年參與胰島素全合成的前輩們共事。在北大期間,我有幸得到唐有祺先生的很多教誨,在先生的家里,先生會常常煮一壺咖啡,就他在科學方面的遠見卓識及國內外的名聞趣事徐徐道來。令我難忘的是聽先生講當年Watson和Crick如何搭出DNA的雙螺旋結構,Pauling如何受到美國政府的刁難,以及這對Pauling研究DNA雙螺旋結構的影響。
回首當年,我現在的體會是,年輕人的教育是來自多方面的。它來自于家庭、學校及社會,受益于前輩們的言傳身教。年輕科技工作者的成長需要國家在政策及經費上的大力支持和相應獎項的鼓勵。在此,我由衷地感謝中國化學會當年所授予我的青年化學獎。
這一切難以言表。然而,在20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現在雖不再年輕,但我們當年曾經努力拼搏過。”盡管每個人所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我們奉獻過。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的貢獻得到了國家的承認。
北大燕園留下了我青春的記憶。我雖已離開多年,但那時的一切,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里,就像北大的博雅塔影映照在未名湖靜靜的水面上。這些年里,我也一直在領悟著,為什么北大的湖叫“未名湖”,也許是因為北京大學的博大及其對學子的影響太難以言表了。言語和文字是有限的,但我心中的北大是永遠的。
2013年2月2日于美國舊金山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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