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藥創新的路充滿挫折、孤獨和迷茫。

“我們碰到問題找誰，

誰能幫我們來解決問題，

誰是關心我們的自己人？”

在上海的生物醫藥人心中，

上海市生物醫藥科技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上海生藥中心）

就像是大家共同的“娘家”。

陳凱先說。

一方面，上海生物醫藥產業的成績單已相當優秀，近五年上海1類創新藥和三類創新醫療器械上市數量分別占全國的1/4和1/6，均位居全國前列，兩款CAR-T細胞藥物國內首發；另一方面，時代正呼喚著實現新藥研發源頭創新的新突破。“中央對上海的要求特別殷切，希望上海在全國起好帶頭羊、創新策源地的作用。”

向原始創新藥進軍，

上海還要做什么？

“藥物作用新靶點、新機制的發現和確證等真正源頭的創新，應該更多由高校與科研院所來承擔。過去，中國新藥研發的能力薄弱，高校、科研院所花了很大的力氣在具體的新藥品種研發上。現在中國一年就能出二三十個新藥，而且這些新藥大部分出在企業。因此，有條件的高校與科研院所應該適時調整研究布局，把主要精力、研發重點轉移到更加具有戰略性、前瞻性的新策略、新靶點、新技術上來。”

世界級現代生物醫藥產業集群

意味著什么？

如果說，原始創新關注的是從“0”到“1”，那么，世界級現代生物醫藥產業集群無疑意味著從“1”到“100”“1000”甚至更為龐大的量級。

而在產業環境層面，無論國內外，生物醫藥產業都以“三高”著稱——風險高、投入高、周期長。在陳凱先看來，上海生藥中心在上海市科委領導下，不僅是上海市生物醫藥產業相關措施政策的推進器，更針對“三高”對癥下藥，給出了一張營造綜合性環境的“良方”。

“在上海特別是張江，生物醫藥創新的氣候已然形成。”陳凱先說道，“我相信只要我們繼續努力，在張江還會有更大的產出，不斷出新藥，不斷產出原始創新的成果。新靶點、新作用機制的發現，將會在張江不斷涌現出來。”

“如何讓上海的創新優勢

變成產業優勢？”

陳凱先也指出，生物醫藥行業產品的生產具有技術密集、附加值高、污染少的特點，因此非常適合上海這樣“寸土寸金”但科技創新基礎雄厚的大都市重點發展。依托原始創新成果，上海的生物醫藥產業“張江研發，上海制造”的格局有望形成。

“上海張江現在集聚有1700多家生物醫藥企業。”陳凱先說，“但這還不夠，上海還沒有出現規模如羅氏、輝瑞這樣的國際級大藥企，我們特別希望，上海能夠實現世界級的生物醫藥高技術產業發展。”

“以后這塊田野，

就是我們藥物所了”

時鐘撥回到二十多年前，時任藥物所所長的陳凱先，帶領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整建制搬遷到浦東張江。至今，陳凱先還清晰地記得剛來到張江時的場景。

“把藥物所搬到張江，是一個艱難的決定。畢竟稍有不慎，人心散了，藥物所可能也就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陳凱先說。搬遷后的發展令人欣慰，今天藥物所不僅在張江站穩了腳跟，還完成了數次擴張，“發展太快，空間猶嫌不夠”，陳凱先笑著說道。上海藥物所與上海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實現了同頻共振。

回顧來路，成為一名生物醫藥人，對陳凱先來說，充滿了太多機緣巧合。

陳凱先說，高考時自己本來報考的是物理專業，卻陰差陽錯來到了復旦大學物理二系放射化學專業，從此開始了化學研究；畢業后，他按分配來到湖南中南制藥廠，工作是看管水泵，在那里，他自學外語和藥學知識，并考上了上海藥物研究所，成為了著名藥物學家嵇汝運先生的研究生。

研究生的第一節課，老師就出了一道線性代數測驗題，陳凱先破天荒地交了份白卷。原來，當時嵇汝運先生眼光獨到地發現，“理性的藥物設計”正蓬勃興起，量子化學和計算機輔助藥物設計將成為重要的科學前沿。于是，陳凱先被派往吉林大學，攻讀量子化學，他的第一堂課是群論，群論需要線性代數的基礎，但陳凱先此前沒有學過。

啃下線性代數、啃下群論、啃下量子力學與量子化學，同時也啃下兩千個窩窩頭。有些同學受不了，中途退學了，但陳凱先沒有，他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種種考核，并公派前往法國。

回國服務對陳凱先來說并不是一個需要思想斗爭的選擇，而是出國留學時就抱有的初心。回國時，他用攢下的生活費，帶回了課題組的第一臺計算機，開展工作。

人生由無數的偶然構成，但支撐陳凱先走下這條生物醫藥創新路的，則是他心系“國家事”、肩扛“國家責”的初心與擔當。“生物醫藥不光是人民群眾的健康問題，其實跟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科技競爭力、國家安全、國際政治影響力等方方面面都有緊密聯系”，他說道。

百尺竿頭如何更進一步？

在陳凱先看來，

上海生物醫藥行業需要起好兩個作用：

“原始創新策源地”

“世界級現代生物醫藥產業集群”。